摘要
1、阿西莫格鲁与学生雷斯特波一系列关于劳动力与自动化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与机器竞争所产生的复杂可能性的认识，并对一些关键经济指标做了量化统计。
2、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认为完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全球增长停滞的深层原因。
3、很多因素（例如美国的税法）使得超级大企业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并非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以取代劳工为目的。
正文
过去十年，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下称AJR）总会出现在前五位。2024年10月14日，他们终以“对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奖。
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可能不够全面，在制度后面加上“创新”或者“技术”才能更准确地概括AJR的学术贡献。
有趣的是，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表彰了人工智能（AI）的理论突破与应用成就，而经济学奖得主AJR却对AI拉响警报。尽管听上去不同于流行的乐观叙事，但对于已经或者即将受到AI影响的每个人，都无比重要。
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在经济学里堪称“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人类社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李约瑟之谜）？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靠什么实现腾飞？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如此巨大？制度与创新到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有没有带来共享繁荣？
在AJR出现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在学界取得很多的共识。“马尔萨斯陷阱”就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经济长期停滞；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产权保护和法治解释了英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崛起；从索洛的外生技术增长模型，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源驱动增长，再到罗默的内生技术增长模型，学界对经济增长的理解逐渐加深，也找到了影响跨国贫富差距的大量因素，制度与创新就是其中被提到最多的两个。
AJR获奖的贡献，简单来说就是用数学模型深化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纯文字思想，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诺斯数量分析方法中最大的不足，即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到底谁先谁后这个“鸡跟蛋”的难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AR合著的全球畅销书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建设是因，经济发展是果。虽然这两个词都可以包罗万象，但AR只用了一个极简的分析框架，两个维度两种制度，即包容型/榨取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讲述了一个全新版本的“人类经济简史”。
依笔者浅见，这个框架基本上可以装下大部分世界经济大历史，已经非常成功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文版2015年发行后，阿西莫格鲁曾来中国演讲，很多学者都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符合书里的框架，但这些年下来，改变看法的人应该是多数。
尽管仍有人不喜欢AJR，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背后AJR的系列研究，加上其他几本主题紧密相关的书（例如《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自由的窄廊》等）都让他们享誉世界，也是AJR获得诺奖肯定的直接原因。
当然，AJR成就卓著并不代表笔者认同他们所有的研究结论。阿西莫格鲁与学生奥托（下称AA）等人合作，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人失业主要归咎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笔者认为分析方法和结论都存在严重缺陷，但他们在后续研究中能够承认这些不足，更多地从美国本土寻找深层原因的做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AA发现，美国超级大企业采取自动化和技术创新来取代劳动者的做法，能更好地解释在美国发生的就业和社会问题。他们还发现，经济学界过去流行的“乐观论”，也就是假以时日，技术进步总会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越来越值得怀疑。
技术进步显然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例如药物研发延长人类寿命，通信技术让全球交流畅通无阻。至于技术进步是取代劳动还是创造工作，100个经济学家恐怕99个都会说，短期有替代效应，但长期会有更多新工作被创造出来，这些工作也会更好，创新带来共享繁荣几乎是毫无争议的。
但与赞美技术创新（例如AI、无人驾驶）的VC/PE管理人同台时，笔者往往扮演“异见者”：如果你们投资这些技术，你们的下一代很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你们不投资，其他人还是会投，你们的下一代还是会失去工作。也许你们投资还能赚到不少钱，减少下一代的生活压力。
在英伟达上赚得盆满钵满的投资者，可能根本就没空去想下一代工作的事，或者大家仍然坚信“乐观论”。只要看看奥特曼、盖茨、马斯克的各种演讲就会发现，尽管他们都会把失业警告放在前面，但长篇大论一定是未来会更美好。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实际上，新工作已经越来越难被创造出来。阿西莫格鲁与学生雷斯特波一系列关于劳动力与自动化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与机器竞争所产生的复杂可能性的认识，并对一些关键经济指标做了量化统计。
当AJ的《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挣扎》在2023年出版，更是立刻引起社会关注。其阅读震撼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强烈，因为AJ在这本书里对文章开篇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给出了全新的回答。
AJ发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存在许多重大的技术进步，只不过相应的生产力增长和财富基本都被封建领主和教会这些权力拥有者攫取。
对于底层劳工来说，创新或意味着失业、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差的工作环境。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航海技术、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意味着掠夺。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样的结果也是常态，只不过权力拥有者更换了身份。
对于习惯“乐观论”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结论也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其实这样的记录在历史文献里俯拾皆是，任何熟悉中国封建经济史的人都不应该陌生，而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也应该发现真相本来就是这样。
乐观主义者的错觉在于他们忽视了一个简单事实，就是创新替代旧工作将带来破坏性的力量，但技术进步创造出新工作往往要耗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今天享受过去技术进步的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批判当年捣毁机器的路德分子（指参与路德运动的人，路德运动是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眼光短浅，但当时几乎人人都是路德分子。
让人意外的是，财富分配结果并不是封建领主依靠武力实现的，他们主要借助了教会“劝服”的力量。而今天这股力量通常来自于主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或者坚持乐观主义的资本利益代言人。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担心被自动驾驶取代的司机，你是很难找到有话语权的专家帮你呐喊的。面对失业压力，司机群体希望团结一致表达反对意见时，往往行动还没有起步，就已经被新的技术发现并且叫停。
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一些可能取代劳动的技术发明创造被封建领主或者行业协会禁止，因为担心底层的反对（这非常像美国反对自动化，罢工要求涨薪的码头搬运工）。
一个震撼的观点是，AJ认为这样完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全球增长停滞的深层原因，马尔萨斯把这一切归于穷人生活好一点就会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重新坠入贫困陷阱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当然，《权力与进步》也对技术进步曾经带来的共享繁荣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尽管这样乐观和美好的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并不占据优势。简单来说，技术创造的财富可以相对公平地分享需要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疫情或者战争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劳动相对于资本变得稀缺而获得了相对优势；第二，劳工阶层组织工会获得与资本阶层谈判的力量；第三，部分资本家（福特是典型代表）合作共赢的经营和福利政策为劳动阶层生活质量带来改善。
此外，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传统解释很多，既有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继承了这一理论），也有流行的资源禀赋说、新教伦理说等等。
AJ在《权力与进步》里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主要归因包容制度），因为他们发现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拥有与英国相同甚至更好的条件。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出现了一批拥有技术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勤劳致富、改变命运为目标的新兴市民阶层，再结合历史变革后的权力基础和社会秩序，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花。
技术进步的另一面
AI的研发和实施其实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AJ最关心的问题就是AI对社会制度、权力平衡、资源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重复历史上的悲剧？
AJ对此是比较担心的。阿西莫格鲁与雷斯特波发现，美国每千名工人多出一台机器人，会使整体就业率降低约0.2个百分点（对应大约3.3名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工资下降约0.42%。
而且自动化对男性的负面影响大于女性。对于教育程度低于大学的人来说，自动化对就业和工资都有负面影响，但对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却没有正面效应。
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很多因素（例如美国的税法）使得超级大企业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并非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以取代劳工为目的。甚至不惜发展出很多半吊子自动化（例如超市常见的自动付款机）。
AJ还很担心AI被专制政府用于增强社会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在书中呼吁社会改变对AI只有美好结果的叙事，人人都应该享有话语权，科技大佬不能只想着用AI来替代人类，而是要能够善用科技来增强人们的工作能力。
换句话说，强化人类能力的排序要高于全面自动化。另外，AI的发展也必须协助公民抵消社会上的既有权力结构，协助巩固而非削弱民主。
AR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响应。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里提到，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每隔十年就会有10%的工作消失。但从1940年至1980年，增加的工作内容大多是中阶的制造与文书工作，到了1980年之后，则是更多的高阶白领与低阶服务业工作。
换句话说，工作型态变得更加两极化，而中产阶级的工作消失了。此外，过去四十年间，减少职业需求的自动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但增加职业需求的创新速度则相对缓慢。
对于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阅读弗雷的著作《技术陷进》。作者深受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波的影响，但领先于《权力和进步》出版，书中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我们期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同行动，为“科技向善”的愿景与实现而努力奋斗，而这也是上善资本集团成立的初心。
（作者系上善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
1、阿西莫格鲁与学生雷斯特波一系列关于劳动力与自动化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与机器竞争所产生的复杂可能性的认识，并对一些关键经济指标做了量化统计。
2、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认为完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全球增长停滞的深层原因。
3、很多因素（例如美国的税法）使得超级大企业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并非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以取代劳工为目的。
正文
过去十年，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下称AJR）总会出现在前五位。2024年10月14日，他们终以“对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奖。
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可能不够全面，在制度后面加上“创新”或者“技术”才能更准确地概括AJR的学术贡献。
有趣的是，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表彰了人工智能（AI）的理论突破与应用成就，而经济学奖得主AJR却对AI拉响警报。尽管听上去不同于流行的乐观叙事，但对于已经或者即将受到AI影响的每个人，都无比重要。
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在经济学里堪称“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人类社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李约瑟之谜）？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靠什么实现腾飞？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如此巨大？制度与创新到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有没有带来共享繁荣？
在AJR出现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在学界取得很多的共识。“马尔萨斯陷阱”就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经济长期停滞；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产权保护和法治解释了英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崛起；从索洛的外生技术增长模型，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源驱动增长，再到罗默的内生技术增长模型，学界对经济增长的理解逐渐加深，也找到了影响跨国贫富差距的大量因素，制度与创新就是其中被提到最多的两个。
AJR获奖的贡献，简单来说就是用数学模型深化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纯文字思想，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诺斯数量分析方法中最大的不足，即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到底谁先谁后这个“鸡跟蛋”的难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AR合著的全球畅销书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建设是因，经济发展是果。虽然这两个词都可以包罗万象，但AR只用了一个极简的分析框架，两个维度两种制度，即包容型/榨取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讲述了一个全新版本的“人类经济简史”。
依笔者浅见，这个框架基本上可以装下大部分世界经济大历史，已经非常成功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文版2015年发行后，阿西莫格鲁曾来中国演讲，很多学者都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符合书里的框架，但这些年下来，改变看法的人应该是多数。
尽管仍有人不喜欢AJR，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背后AJR的系列研究，加上其他几本主题紧密相关的书（例如《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自由的窄廊》等）都让他们享誉世界，也是AJR获得诺奖肯定的直接原因。
当然，AJR成就卓著并不代表笔者认同他们所有的研究结论。阿西莫格鲁与学生奥托（下称AA）等人合作，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人失业主要归咎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笔者认为分析方法和结论都存在严重缺陷，但他们在后续研究中能够承认这些不足，更多地从美国本土寻找深层原因的做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AA发现，美国超级大企业采取自动化和技术创新来取代劳动者的做法，能更好地解释在美国发生的就业和社会问题。他们还发现，经济学界过去流行的“乐观论”，也就是假以时日，技术进步总会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越来越值得怀疑。
技术进步显然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例如药物研发延长人类寿命，通信技术让全球交流畅通无阻。至于技术进步是取代劳动还是创造工作，100个经济学家恐怕99个都会说，短期有替代效应，但长期会有更多新工作被创造出来，这些工作也会更好，创新带来共享繁荣几乎是毫无争议的。
但与赞美技术创新（例如AI、无人驾驶）的VC/PE管理人同台时，笔者往往扮演“异见者”：如果你们投资这些技术，你们的下一代很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你们不投资，其他人还是会投，你们的下一代还是会失去工作。也许你们投资还能赚到不少钱，减少下一代的生活压力。
在英伟达上赚得盆满钵满的投资者，可能根本就没空去想下一代工作的事，或者大家仍然坚信“乐观论”。只要看看奥特曼、盖茨、马斯克的各种演讲就会发现，尽管他们都会把失业警告放在前面，但长篇大论一定是未来会更美好。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实际上，新工作已经越来越难被创造出来。阿西莫格鲁与学生雷斯特波一系列关于劳动力与自动化的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人与机器竞争所产生的复杂可能性的认识，并对一些关键经济指标做了量化统计。
当AJ的《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挣扎》在2023年出版，更是立刻引起社会关注。其阅读震撼比《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强烈，因为AJ在这本书里对文章开篇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给出了全新的回答。
AJ发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存在许多重大的技术进步，只不过相应的生产力增长和财富基本都被封建领主和教会这些权力拥有者攫取。
对于底层劳工来说，创新或意味着失业、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差的工作环境。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航海技术、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意味着掠夺。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样的结果也是常态，只不过权力拥有者更换了身份。
对于习惯“乐观论”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结论也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其实这样的记录在历史文献里俯拾皆是，任何熟悉中国封建经济史的人都不应该陌生，而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也应该发现真相本来就是这样。
乐观主义者的错觉在于他们忽视了一个简单事实，就是创新替代旧工作将带来破坏性的力量，但技术进步创造出新工作往往要耗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今天享受过去技术进步的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批判当年捣毁机器的路德分子（指参与路德运动的人，路德运动是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眼光短浅，但当时几乎人人都是路德分子。
让人意外的是，财富分配结果并不是封建领主依靠武力实现的，他们主要借助了教会“劝服”的力量。而今天这股力量通常来自于主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或者坚持乐观主义的资本利益代言人。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担心被自动驾驶取代的司机，你是很难找到有话语权的专家帮你呐喊的。面对失业压力，司机群体希望团结一致表达反对意见时，往往行动还没有起步，就已经被新的技术发现并且叫停。
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一些可能取代劳动的技术发明创造被封建领主或者行业协会禁止，因为担心底层的反对（这非常像美国反对自动化，罢工要求涨薪的码头搬运工）。
一个震撼的观点是，AJ认为这样完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全球增长停滞的深层原因，马尔萨斯把这一切归于穷人生活好一点就会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重新坠入贫困陷阱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当然，《权力与进步》也对技术进步曾经带来的共享繁荣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尽管这样乐观和美好的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并不占据优势。简单来说，技术创造的财富可以相对公平地分享需要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疫情或者战争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劳动相对于资本变得稀缺而获得了相对优势；第二，劳工阶层组织工会获得与资本阶层谈判的力量；第三，部分资本家（福特是典型代表）合作共赢的经营和福利政策为劳动阶层生活质量带来改善。
此外，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传统解释很多，既有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继承了这一理论），也有流行的资源禀赋说、新教伦理说等等。
AJ在《权力与进步》里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主要归因包容制度），因为他们发现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拥有与英国相同甚至更好的条件。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出现了一批拥有技术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勤劳致富、改变命运为目标的新兴市民阶层，再结合历史变革后的权力基础和社会秩序，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花。
技术进步的另一面
AI的研发和实施其实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AJ最关心的问题就是AI对社会制度、权力平衡、资源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重复历史上的悲剧？
AJ对此是比较担心的。阿西莫格鲁与雷斯特波发现，美国每千名工人多出一台机器人，会使整体就业率降低约0.2个百分点（对应大约3.3名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工资下降约0.42%。
而且自动化对男性的负面影响大于女性。对于教育程度低于大学的人来说，自动化对就业和工资都有负面影响，但对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却没有正面效应。
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很多因素（例如美国的税法）使得超级大企业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并非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以取代劳工为目的。甚至不惜发展出很多半吊子自动化（例如超市常见的自动付款机）。
AJ还很担心AI被专制政府用于增强社会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在书中呼吁社会改变对AI只有美好结果的叙事，人人都应该享有话语权，科技大佬不能只想着用AI来替代人类，而是要能够善用科技来增强人们的工作能力。
换句话说，强化人类能力的排序要高于全面自动化。另外，AI的发展也必须协助公民抵消社会上的既有权力结构，协助巩固而非削弱民主。
AR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响应。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里提到，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每隔十年就会有10%的工作消失。但从1940年至1980年，增加的工作内容大多是中阶的制造与文书工作，到了1980年之后，则是更多的高阶白领与低阶服务业工作。
换句话说，工作型态变得更加两极化，而中产阶级的工作消失了。此外，过去四十年间，减少职业需求的自动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但增加职业需求的创新速度则相对缓慢。
对于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阅读弗雷的著作《技术陷进》。作者深受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波的影响，但领先于《权力和进步》出版，书中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我们期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同行动，为“科技向善”的愿景与实现而努力奋斗，而这也是上善资本集团成立的初心。
（作者系上善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更多资讯
奇点财经
数据来源：奇点财经
阅读模式
